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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回忆作者：刘能强

农历己卯年（兔年）11月23日，即公历年1月2日，我呱呱坠地，来到了广东省大埔县西南部三洲坑（洲田乡）的高南竹坑（光南坑）。父亲给我取名“武能”，它与“无能”谐音，其内涵大概是要我时时提醒自己，保持谦恭，自知“无能”而努力进取，争取成为“有能”吧。后因我们兄弟全都取名“Ｘ强”，才把我的名字改为“能强”，其寓意也许是希望我“能够强起来”。“无能”也好，“能强”也罢，都体现了父亲“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望。

洲田乡是个山清水秀的小盆地，四周环山，中间低平，有如盆状；山间及水坑里，埋有黄金、锡、钨、硫铁等矿藏，瓷土资源更是丰富，故素有“金盆乡”之美称。新中国成立后，洲田乡与相邻的百瑞乡（赤水）合并，取“洲田”之“洲”和“百瑞”之“瑞”，名作洲瑞乡，后来又曾改称洲瑞区、洲瑞公社，现称洲瑞镇。

高南竹坑是洲田乡里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大约上百户人家，分布在村中八、九个角落，有刘、钟、曾、阙四姓。我家所在的角落，当时约有10户人家背靠山坡而居，房屋背后的高坡上，有条为我们提供生活和灌溉用水的水圳，因而得名“高圳下”。

我和这山村结下了难分难舍之缘，在这里度过了有苦有甜、有悲有乐的童年。然后从这里起步，走出高陂，再去省城，北上大庆，南调江汉，远飞欧美，再回广东。从北国黑龙江，到南疆海南岛；从陆地井场，到海上平台；从亚洲、欧洲，到美洲、非洲……几十年走南闯北、东奔西忙；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一路走来。读过书，教过书，也写过书；放过牛，种过田，也采过油；当过工人，当过翻译，也当过教授；曾经以瓜菜充饥，饿得饥肠辘辘，也参加过高级宴会，尝过佳肴美味；在气温高达40~50℃的酷热中烤过，也在气温低至－40~－50℃的严寒里冻过；遇到过雨雪交加，也曾逢日丽风和；有过失败、坎坷，也有过成功、顺畅；经历过艰难困苦，出过事故，甚至命悬一线，差点迈进鬼门关，也饱尝过欢欣鼓舞，得过表彰，披过红，戴过花，受过电视专访、电台表彰；曾被个别恶人诬告陷害，造谣中伤，也曾获众多贵人鼎力相助，化险为夷；自幼一直病魔缠身，如今却已活过八旬……这一切一切，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和不可忘怀的记忆。几十年来，我在祖国大江南北、陆地海洋，在新疆天山天池、在海南天涯海角；在英国伦敦大本钟前，法国巴黎铁塔顶端，美国洛基山坳，苏丹尼罗河边，伊朗波斯湾基什小岛，哈萨克斯坦锡尔河畔……都落下了匆匆脚印。但度过童年的故乡山村，却一直是我几十年来魂牵梦绕的地方。

庆祝新中国成立

大埔县属闽粤赣边区，很早就有地下党组织在秘密活动，是广东唯一一个“老苏区县”。父亲和地下党张铁城（别名“二哥”，公开身份是我乡河西公学教员；解放后先后任大埔县县长和汕头交通局局长）、李向明（别名“四哥”）、慎重、王芳（人称“芳姐”）等过从甚密。受他们的影响，父亲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帮游击队做了许多事。我的家成了游击队的联络点，王芳和其他几位游击队干部经常在我家歇脚。解放前夕，游击队的活动已经完全公开。虽然尚未彻底解放，国民党军队还不时来袭，但村里已经成立农会和妇女会。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在游击队的领导下，在赤水大宫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会后，乡亲们扛着农具，我们小孩子举着小彩旗，举行盛大的游行。我们兴高采烈地喊着响亮的口号，唱着《解放区的天》和《军队和老百姓》等歌曲，热闹非凡。

当好帮手

家乡农家孩子，从小耳闻目染，长辈言传身教，都自觉不自觉地培养了勤劳的品性，学会了干多种农活和家务活。还在五、六岁时，我就会帮助家里拾柴（折枯树枝）、收集落地松针（俗称“扒松毛”）、劈柴、摘菜、做饭、喂鸡、赶鸭、放牛；再长大点，家里开豆腐坊时，我则天天早晨跟着大伯母或会强哥，走村串户卖豆腐；并学着拔秧、插秧、耘田（用脚板扫除水田中禾苗间的杂草）、施粪（用手在每棵禾苗的根旁塞一个小粪团）、割稻子等等，逐步锻炼成为一个“半劳动力”。农事的全套活计，除了犁地、耙田之外，我都干过，就连一般只由妇女承担的上山割鲁枝，我也干过。许多活计干得还像模似样。我和弟弟妹妹，曾经许多次跟着长辈，带上点番薯米菜，踏着黎明的露水，去离家数公里外的冷水坑等山野田间，苦干一整天农活，然后借着傍晚的月光，拖着疲乏的脚步回家。小学毕业那年，我十二岁，跟着母亲开辟了房前一小块长满杂草和小竹子的坡地，种上向乡亲要来的十几棵香蕉秧苗，建成了一个小香蕉园，次年就收获了一批香蕉。十三岁时，我曾经参加运送公粮，挑着80斤稻谷，翻越木寨岌大山，送到高陂粮管所，来回步行40多里。我也曾经为了交学杂费，在暑假期间，去十多里外的白沙溜瓷厂挑瓷土，每天从早到晚，去瓷土窑场装上八、九十斤瓷土，挑到瓷厂，约十个来回，大约能挣到8角钱（当时此钱约可买到6斤大米）。这样的磨练，对锻炼身体和意志力，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愚嚼蚂蟥

每年春天，我们家乡家家户户的小孩子都采集“布惊芽”，即布惊树（学名“牡荆”）的嫩芽，作为菜肴。因为它有种苦涩味（或许还有别的我不知道的原因），所以要把它煮熟，然后装进竹筐放到流动的溪水里，浸泡一天一夜，再洗干净重煮，才能食用。家里每当买些肥肉熬油，猪油渣都用来煮菜。一天晚上，我们一家十几口正在一起吃晚饭，主菜就是布惊芽。我很“幸运”地吃到了一块韧韧的东西，以为是猪油渣，虽然没有什么香味，但还是慢慢反复咀嚼，舍不得吞下去，并很得意地炫耀说：“我真好彩（即好运气），吃到了一块猪油渣！”我妈妈一听，赶紧说：“今天根本没有猪油渣，哪来的猪油渣啊！”我还和她争辩了一番：“是真的嘛！”妈妈叫我吐出来给她看，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一条蚂蟥（客家话称作“蝴蜞”）！想必是布惊芽在小溪浸泡时，蚂蟥钻进了竹筐，而在清洗时又没有被发现。传说（应是谣传）蚂蟥“命大”（生命力极强），经蒸煮后仍然不死；而且再生力也极强，一条蚂蟥被断成几段，就长成几条蚂蟥。所以很为舍不得立即把它吃下去而庆幸，但也吃惊不小！

搓擦棕绳

我十二、三岁时，供销社急需棕制农具配套物件。为了养家，我父亲和同村刘东光一起，和供销社订了口头合同，干起搓擦棕绳的活计：到各地剥取、收购原棕，用手取出棕丝，再搓成箩筐抓手和牛脖子褡裢（客家方言分别称作“箩子耳”和“牛绊颈”）等物件，由供销社收购包销。父亲走遍了周围地区的村落，还远走邻县丰顺的一些乡村，爬上高高的棕榈树，用镰刀剥下棕片，回到家就着豆大的煤油灯光，手脚并用，取丝搓绳，编织物件，弄得满屋子棕尘弥漫，父亲满鼻子黄色棕尘，就是戴口罩也无济于事，吐出痰来，都是尽染黄色棕尘的玩意儿。我假期回到家，也学着做，练就了用两手掌搓大棕绳、用手掌在大腿上擦小棕绳的手艺。几十年后的今天，用棕、苎、麻、尼龙条带等各种材料，搓制粗如酒杯或细如电线的绳子，我仍然手到拈来，十分熟练。每逢需要绳索，我便“一展技艺”，几分钟就解决问题。搓棕绳的活尽管很脏、很累，但在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的穷山村里，仍不失为挣点日常花销的好法子。它使我家的生活稍微有所改善。

山村小学

年，我七岁，就在村中刘氏祠堂“光裕堂”上了光南小学。这是用刘氏“祖公尝”开办的学校，但全村刘、钟、曾、阙四姓学子都可入学。学校就在我家“屋背头”（房屋背后稍高处），步行也不过5分钟的路程。后来“光裕堂”被拆，重建的校舍如图所示，大门两边写着我父亲所撰嵌入“光”“南”二字的对联：

光大前程基于健身力学，

当时长期在光南小学任教的，是颇负盛名的李豆村、赵祥麟和吴火光等老师。报名那天，老师们逗我，要我“教他们数数”。我傻得不知天高地厚，竟认认真真地“教”他们数起数来：我数1，他们数1；接着我数2，他们数2；……一直“教”到，老师们还因此“称赞”我“聪明”！我很听话，甚得老师喜欢。李豆村先生和赵祥麟先生待我就像对他们自己的孩子一般，关爱有加。他们的家分别在30里外的宋公坑和10里外的古埜，在假期，他们都把我领到他们家去，住上几天。豆村先生曾教我们背诵他自编的儿歌，有一首的开头几句是：“光南坑，好地方，山又高，水又长，泉水甜，野果香，......”，我们兴致勃勃，常常背诵。老师们还带领我们，在学校背后山坡上开辟出一块平地，名曰“球场”，实际上学校根本没有球，“球场”上也没有篮球架，只是个平整的运动场地而已。老师们经常组织我们晨炼，拂晓时分，我们就从村子的各个角落来到学校，跟随老师爬山到“球场”，跑跑跳跳一番，再回家吃早饭。我是个积极分子，有时去得太早，老师就让我钻进他的被窝里再躺一会。下午课后老师也经常领我们去那里活动活动。

在那个时候，在偏僻的山村小学，会想到开辟运动场，带领孩子们锻炼身体，老师们的良苦用心，实在是难能可贵！

光南小学是我得到启蒙教育的地方，老师们给我打下了日后学习文化知识及科学技术的基础，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客家人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我们家乡有条规矩：学生要轮流给老师送菜。出于对老师的尊敬爱戴，轮到送菜的学生家长总是把家里最好的菜送给老师。特别是在过春节时，家家都要留个“鸡肶”（带一条腿的四分之一只鸡），用盐腌好，等新学期开学时送给老师。我家当然也从不例外。

年，我们家乡已经是半解放区，解放军的闽粤赣边区纵队（简称“边纵”）经常在这里活动，还在我们小学组织了儿童团，我也参加了。边纵赵全同志（解放后当了广西工会主席），领着我们开展打击恶人、用客家话学唱红军歌曲等等活动。我们学会的歌有《背包背起来》、《解放区的天》和《兄妹开荒》等。我还学会了据说用来“保密”交谈的“双音话”，即把客家话的每个音，都变成拼出此音的两个音，再掉转过来。如“家”（客家话读作“ga”）,由“基”（客家话读作“gi”）和“拉”（客家话也读作“la”）拼成：“基”+“拉”=“家”，就把“家”说成“拉基”，又如“比”+“老”=“保”，就把“保”说成“老比”。

我上高小时，父亲把我带到他任教导主任的古埜公学（简称“古公”）就读。古埜公学的校舍是抗日名将赵公武家的两层洋楼以及他和他弟弟赵颂平的“一正四横”客家民居“武颂庐”。从我家到古埜要翻越一座大山，走十多里山路。这是我们洲瑞山里人往高陂“赴圩”（赶集）的唯一“大道”，从这边山脚到山顶，再从山顶到那边山脚，是前辈用大小不一、形色各异的石块铺就的两千多级台阶加上几十段斜坡，统称作“木寨岌岗”。我和乡亲们一样，年复一年，光着脚丫子走在这样的山路上，脚底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在学校，我开始了自理的生活，自己洗衣服，扫地……空闲时经常帮炊事员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如摘菜、煲汤什么的。在校寄宿的学生还有刘东光校长的儿子刘乃可等四人，我们每天课后一起玩，晚上一起在煤油灯前做功课，成了好朋友。学校有一部留声机，我们常常一起听文学作品普通话朗读唱片，有一则寓言故事《狼和小羊》，我反复听了多遍，竟可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地背诵，至今仍“滚瓜烂熟”。为了配合宣传工作，上级给学校配置了一套铜鼓乐器，在当时那是难得一见的洋玩艺儿。一接到乡政府给学校下达的通知之类的宣传任务，我们几位就争先恐后地抢着下村去，一路奏响铜鼓乐器，到一个一个居民点，用洋铁皮敲制成的扩音筒给老百姓广播。年学校成立了少年先锋队，我入了队，高高兴兴地戴上了红领巾，并被选为中队长。

在古埜公学结识的好同学、毕业后至今还经常联系的，有郭靖茂、张伟活、刘荷香和严柳新等多人。严柳新可谓是我从小学（古埜公学，同班）到初中（高陂瓷校、高陂中学，同级不同班）到高中（高陂中学，同班）到大学（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同系不同级）的“全程”同学，这样的同学唯他一个。

当时在古公任教的有刘东光、何松英、李永德、罗尚进、郭超庆、刘淳美等老师。父亲任我班的语文和历史教师，我的语文有点基础，应该说是得益于他的教导。

古公两年，是我最快乐的无忧无虑的两年。古公毕业后，我进了广东高陂陶瓷技术学校读初等专业（即初中），此时我应该是告别了童年，进入少年-青年了。